唐以前的蔗糖是粗加工，質量差，容易變質，加之交通不便，甘蔗和糖品存儲運輸困難，制糖以地區自給性消費為主，糖業的經濟價值沒有體現出來。在唐以前的文獻中，很少發現甘蔗糖其制品出售。即使是固體石蜜，也容易回潮變壞，文獻中多是作為地方稀有物的貢品。《新唐書·地理志·成都府·蜀郡》卷四二記載：“土貢錦、單絲羅、高杼布、麻、蔗糖、梅煎生春酒”。根據《新唐書·地理志》《元和郡縣圖志》等典籍記載，有28個州郡按各地生產情況，進貢蜜、糖蜜制品、刺蜜、甘蔗和蔗糖。其中，溫州、綿州貢甘蔗，成都、梓州貢蔗糖。全國能產甘蔗和蔗糖的地方不止這4處，這可能是全國最好的。可是只有2個地方貢甘蔗，2個地方貢蔗糖，以此推斷唐代宮廷食用甘蔗和蔗糖的比重并不大，仍以蜜和石蜜為主。《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匯編·草木典》卷一一三甘蔗部·甘蔗部雜錄：“郭汾陽在汾上，代宗賜甘蔗二十條”。《全唐文》卷四百十八常裒《謝賜甘蔗芋等狀》：“今月某日，喬某至，奉宜恩命，賜苑中所種甘蔗及芋等。其形豐，其味甘，曲被生成之恩，宛同吳蜀之物”。可見甘蔗在唐代還是比較稀缺貴重的，蔗糖市場不大。至于民間，蔗糖更是高消費了。可能正因為如此，我們能找到的糖價的資料就有限。唐李延壽《南史·列傳六十傅琰傳》卷七十載：“復以琰為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不辨核了，縛團絲于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傅琰為山陰縣令，曾處理過賣糖與賣針老嫗之間的糾紛，因為團絲中有鐵屑，推測屬于賣針的老嫗。這一記載說明，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已經有專門賣糖人，糖已經成為商品在市場出售。只是我們不能判定賣的是飴糖還是蔗糖。唐代經濟文化繁榮，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甘蔗種植在長江以南均有分布，但是史料中涉及制糖主要在西南和江東，“蜀地、西戎、江東并有之，甘蔗汁煎成”，糖業生產規模有所擴大，甘蔗、蔗糖除滿足產地消費需求外，還在市場上流通。唐末陸龜蒙的長詩《江南秋懷寄華陰山人》有“野饋夸菰飯，江商賈蔗餳”句，說明蔗糖已在南北流通。蘇頌《圖經本草》載：“荻蔗但堪啖，或云亦可煎稀糖，商人販貨至都下者，荻蔗多而竹蔗少也”[1]。商人把甘蔗從江南販運至開封，可以生啖的荻蔗居多。北宋王辟之《澠水燕談錄·談謔》[2]卷十：“小商，自稱姓趙名氏，負以瓦瓿，賣沙糖。道逢故人，喜而拜之。伸足誤踏瓿倒，糠流于地，小商彈指嘆息曰：‘甜采你即溜也，怎奈何’，左右皆笑。俚語以王姓為‘甜采’”。一個賣沙糖的姓趙小商販，不小心將裝沙糖的罐子踢翻，糖流于地，無奈開了個玩笑。雖是小品表演，卻能反映社會現實。小販賣的可能是液態糖，能“流于地”。唐馮贄《云仙雜記·二儀餅》卷六：“開元中，長安物價大減。兩市賣二儀餅，一錢數對”。日本學者池田溫《中國古代籍賬研究》有一段文字：“唐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交河郡都督府之印301，沙糖一兩，上直錢拾貳文，次拾文，下玖文”（季羨林《蔗糖史》第817頁）。唐代西州交河郡(今新疆吐魯番鄯善縣)蔗糖按照品級差異售價9～12文不等。交河地區比較特殊，這里的自然環境不適宜種植甘蔗，沙糖究竟是自產的或者外來的，仍待考究，不能代表唐代蔗糖售價的整體水平。唐李匡義《資暇集》[3]“李環餳”條說：“蘇乳煎之輕餳，咸云十年來始有，出河中。余實知其由，此武臣李環家之法也。余弱冠前，步月洛陽之綏福里，方見夜作。問之，云：‘乳餳（糖）。’時新開是肆，每斤六十文。明日市得而歸。不三數日，滿洛陽盛傳矣。開成初（836年），余從叔（李）聽之鎮河中（蒲州），自洛陽招致餳者居于蒲，蒲土因有是餳”。他說這種餳是加“蘇、乳煎之輕餳”。由宮廷傳出，在洛陽市場盛傳，然后又發展到中小城市鹽都蒲州和軍事基地乾縣。還說：“奉天（乾縣）亦出輕餳，然而劣于蒲者，不盡其妙焉”。據《新唐書·食貨志四》：“（文宗大和）八年（834年）天下歲鑄錢不及十萬緡，文宗病帛輕錢重，詔方鎮以錢、谷交易”。當時正是物賤錢貴、錢值錢的時候，每斤乳餳售價60文，不是達官貴人和鹽商，吃不起。普通人能吃到一點飴糖，如澤州餳、馬鞍餳、荊餳或大扁餳，已相當不易。
[1]引自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政類備用本草·果部》卷二十三
[2]《澠水燕談錄》十卷，北宋王辟之撰，屬于筆記文中的史料筆記，所記大半是當時士大夫的談議，涉及北宋開國到宋哲宗紹圣年間140余年的雜事，是一部有史料參考價值的書。多系作者耳聞目睹，其史料價值為人們公認
[3]《資暇集》，又作《資暇錄》，三卷，唐代考據辨證類筆記，李匡文撰，舊本題李濟翁。上卷多糾正俗說之謬，中篇談原，下卷多談物品，都有益于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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