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涪江流域本是唐宋時代主要產糖基地之一,《四川省志·輕工業志》記載,南宋時期遂寧一帶已有糖坊300多個。到明清時期,四川的制糖情況,很少見有文字記載。
宋元之際雙方數十萬大軍爭戰數十年,州縣俱廢,農田成為戰場,地荒民散,農民流離或死亡,難有蔗糖生產。元軍占領四川后,由于政治上的壓迫和經濟上的掠奪,蔗糖緊張的問題得不到解決。直到明代中后期才又發展起來,《天工開物》中有“今蜀中盛種”之說。但好景不長,明末清初又一次浩劫,戰亂數十年,內江“人相食,百里無煙”。致使以種蔗制糖、早在歷史上名冠全國的遂寧郡,糖業一蹶不振。明天啟年間成書的《成都府志·食貨志·物產》,對于內江、資縣等地均無甘蔗的記載。康熙25年的《內江縣志·風俗》:“土產無奇物,惟出綿布”。到清代,外省移民入蜀才又得到發展。
清乾隆年間張晉生等《四川通志》卷三八物產:成都府,蔗糖,《唐志》:成都府土貢。《元和志》:蜀州土貢沙糖。保寧府,石蜜,《唐志》:巴州貢。《寰宇記》:集州產蜜。直隸潼川州,蔗霜,遂寧出,宋時入貢。唐大歷中,有僧跨一白驢,至傘子山下,結茅以居。環山之民素以植蔗凝糖為業。僧白驢頗食民蔗,民苦之,詣僧。僧曰:汝知蔗之為糖,而不知蔗之為霜,其利十倍。因示以法,遂成蔗霜,色如琥珀,稱奇品。直隸資州,蔗餹,《寰宇記》:資州產甘蔗。直隸綿州,蔗糖,《唐志》:綿州土貢甘蔗,梓州貢蔗餹。《寰宇記》:梓州貢沙糖。
道光《仁壽縣新志·土產志》:榨蔗的品種眾多,“昆侖蔗產清江水上寶珠至積福場等處。荻蔗同西蔗,合邑皆產,以安下為最盛”。食糖、冰糖、蜜餞成為對外交換的重要商品,以“甜城”名譽中外。
康熙年間,四川糖業發展很快,民國《南溪縣志》記載:“濱江兩岸,土宜種蔗,熬煉成糖,運銷各地,父老相傳,明代無有,清初粵人遷來者眾,始由故鄉攜種來蜀,百年遞衍,遂為大宗。縣中富室之戶,多以制糖起家”。明代時南溪沒有種蔗制糖,清初廣東移民帶來種蔗制糖的技術。四川蔗糖業在明代毀于戰亂,清初得以恢復。
咸豐《簡州志》卷十二:簡州“沿江之民植蔗作糖,州人多以此致富”,所產的糖“其名甚多,《糖霜譜》不能盡紀”。明以前四川的糖業產地主要集中于涪江流域,宋元時以遂寧、綿陽沿涪江流域的縣屬為多,至康熙后,則以沱江流域為盛,以內江為中心,沱江流域的簡陽、資陽、資中、富順、瀘縣,至長江上游的宜賓、南溪均為四川重要的產糖地,居民多以種蔗為生。道光25年刊本《內江縣志·土地物產》卷一載內江居民“沿江左右,自西而東,尤以藝蔗為務,平日聚夫力作,家輒數十百人”。
據內江甘蔗試驗場1938年《沱江流城蔗糖業調查報告》,康熙十年福建汀州府商人名曾達一[1],作貨郎走販繞道來川,到內江時發現這兒的菊花也是在農歷九月里開放,與他家鄉的氣候略同,他家鄉福建又盛產甘蔗,于是動了種甘蔗的念頭。他經商數年,積蓄了一些資財,便回家鄉于康熙55年接來家眷及兄弟數人,將福建蔗種帶來,在內江縣龍門鄉梁家壩定居下來種植甘蔗,開設糖房,開工于9月菊花開時。之所以內江蔗種由福建引來,主要是內江歷史上發生過甘蔗絕種。
《大糖房》作者謝自生是謝家糖坊的后代,謝家糖房是曾家糖坊之外,最先開始制糖的作坊。謝自生說:“因為蔗農種植的甘蔗多,曾家糖坊收購不完,曾達一便將制糖手藝傳授給了他的結拜兄弟謝之灝,也就是我的祖先”。曾家糖坊原本有“傳媳不傳女”的規定,后來制糖的人多了,個別老幺(即糖工)偷學了手藝,秘方也逐漸傳出去了。鼎盛時期,內江共有三千多個糖坊漏棚,蔗農糖工幾萬人。沱江流域有“三里一糖坊,五里一漏棚”的說法[2]。
四川引種甘蔗和制糖應當有多源。民國《南溪縣志·食貨志》卷二:南溪縣“清初粵人遷來者眾,乃由故鄉攜種來蜀,百年遞衍,遂為大宗”。曾達一可能不是最早的,但可能是最成功的。內江人都知道糖房起于梁家壩,曾氏以糖房成為內江巨室。有文字記載內江經營糖房的是白馬廟鐘氏,《鐘氏族譜》記載其始祖鐘榮普于乾隆年間由廣東遷蜀,后開設糖房。鐘榮普祖籍福建汀州,遷廣東興寧。乾隆19年率三子入川,又經數年,在茂市居住,開設糖房。
廖小鋒《續修資中廖氏族譜》說,上杭廖興潮八歲就學貿易,十九歲即乾隆四年,經營數載,積銀四百兩,盡數攜歸奉母,自是于閩于蜀往返矣。閩粵移民主要分布在內江和南溪,兩地都是清中期主要產糖縣,內江更是沱江流域產糖中心。
沱江東巖,毗鄰遂寧,農業生態不適于種稻,卻是甘蔗生產良好地區,甘蔗又從外地重新引進,是很自然的了。品種的引進是內江蔗糖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內江甘蔗,歷經滄桑,演進退化,歷史上福建引進過內江蘆蔗,后經福建與竹蔗雜交栽培,不斷選育,使之品種較四川優良。到清末民初,四川沱江流域,蔗種有蘆蔗、小立葉、紅蔗等,紅蔗多供食用,小立葉所煮之糖清,遠不及蘆蔗所煮者光亮,且種植不易,故蔗地幾乎全被蘆蔗所占據。每畝收獲量“平均產蔗約5000~7000斤,出糖約400斤~500斤,唯資陽與淮州(金堂屬)每畝地出糖量較高,約有550斤凈糖”[3]。清光緒以后,廣東、福建等經濟和交通發達地區,受洋糖沖擊,糖業生產全面衰退。四川等邊遠地區卻因偏居一隅,加之清末禁煙的刺激,糖業卻呈現發展的趨勢,四川許多縣的糖業從光緒年間得到較快發展,“資州、滬州一帶,蔗林翳郁,沿山皆是”[4]。糖捐糖稅也是從光緒年間成為產糖縣的重要財政來源。民國《遂寧縣導志》卷《稅則·糖稅》:“光緒三十四年征收局奉文征稅,每斤征錢四文,民國五年改為每糖一斤征銀四星,令仍遵舊章收敬”。
[1] 關于曾達一是否引蔗入川,以及曾達一入川的時間,有不同看法。可參見內江文史資料選輯第55卷《內江糖業》——張光遠
[2] 《甜城故事》第124頁
[3] 趙國壯《日本調查資料中清末民初的中國砂糖業——以〈中國省別全志〉及〈領事報告資料〉為中心》載《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年第1期
[4] 見魯子健編《清代四川財政史料》下冊第6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