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糖業發展史

一、1949年前的我國糖業

戰國末年，公元前250年左右，宋玉《招魂》篇中有“胹鱉炮羔，有蔗漿兮”之句，當時已知飲取蔗漿。

公元398年，晉人郭義恭的《廣志》中說：“甘蔗其飴如石蜜”，已從飲蔗漿到濃縮作糖漿。

唐太宗遣使西域學習制糖法，公元647年在揚州設坊，始制結晶砂糖。

公元674年進而用滴漏法制白糖。當時認為蔗糖有解酒、療渴．治心腹熱脹之效。唐朝王維詩有“飲酒不須愁內熱，火官還有蔗漿寒”之句。

唐大歷年間(公元766～779年)四川遂寧鄒和尚傳授制“糖霜”法，產品冰晶透明，宋詩人喻為“琥珀糖霜”。

公元十世紀后，閩，粵、浙等省糖坊以千計。南宋時，中外互市，蔗糖成為主要輸出商品，遠銷伊朗，羅馬等地。

明天啟年間(公元1621～1627年)，琉球人儀間真帝，日本人恒山，先后來我國福建學制糖，臺灣、廣東、福建華僑也將甘蔗栽培和制糖技術傳往菲律賓、爪哇、東印度等地；當時，我國與印度有世界兩大制糖國之稱。

我國甘蔗糖業歷史雖然悠久，但在舊中國，生產一直停滯不前，而且主要是土法制糖。

1933年，廣東軍閥陳濟棠從國外購進設備，在廣東陸續興建了6座日處理1000噸甘蔗糖廠；這是我國最早的甘蔗機制糖廠，但生產很不正常；當時流傳的一首民謠說：“廣東軍閥陳濟棠，刮盡民脂辦糖廠，榨季不到一百天，有時生產無煙糖(指、將進口糖改換包裝，冒充國貨出售)”。日本入侵以后，多數糖廠遭到破壞，到解放前夕，僅剩下東莞，順德兩座糖廠勉強維持生產：在福建、廣西、云南、四川等甘蔗糖產區沒有一座機制糖廠，在四川僅有幾家小精煉糖廠。

我國甜菜種植較早，據唐代《新修本草》和《本草抬遺》記載，甜菜在黃河、長江流域作為蔬菜栽培。但甜菜制糖的歷史較短，起始于1908年在黑龍江阿城建成第一座甜菜糖廠；此后、于1936年又建了黑龍江哈爾濱糖廠和吉林范家屯糖廠。抗日戰爭期間，在陜北、甘肅等地設有甜菜土糖坊。

1936年我國產糖41.4萬噸，這是解放前產糖量最高的一年；1949年糖產量下降到19．9萬噸，當時只有3座機制糖廠，年產糖3萬噸，其余均是土糖。

我國臺灣省1938年最高年產糖141.8萬噸。

二、1949～1990年計劃經濟時期的我國制糖業

我國南方盛產甘蔗、北方宜種甜菜，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既產甘蔗糖又產甜菜糖的國家之一。

我國制糖業的歷史雖可追溯到公元前，但是長期的封建社會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使得舊中國的制糖業一直沒有發展起來。

到1949年建國初期，我國的制糖業主要是以牛拉石輥壓榨甘蔗的土法制糖為主，中小型機制糖廠只有幾家，多數瀕臨倒閉，1949跨1950年制糖期，能維持生產的機制糖廠僅剩下兩、三家，全國所產的26.1萬噸糖中90%是土法生產的紅糖。

    建國初期，我國糖業是在幾乎一張白紙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經過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1來的建設，全國糖料播種面積由1949年186.2萬畝（其中：甘蔗162.3萬畝，甜菜23.9萬畝）擴大到1998年2296萬畝（其中，甘蔗1664萬畝，甜菜632萬畝）；糖料平均畝產由1949年1.5噸（其中，甘蔗平均畝產1.6噸，甜菜平均畝產0.8噸）提高到甘蔗平均畝產4噸，甜菜平均畝產1.64噸）。產量由1949跨1950年制糖期26.1萬噸提高到1998跨1999年制糖期882.6萬噸（其中，甘蔗糖產量由24萬噸提高到756.8萬噸，甜菜糖產量由2萬噸提高到125.8萬噸）。全國機制糖廠由3家增加到458家，日加工糖料能力由0.2萬噸提高到67萬噸，年產糖能力由2.4萬噸提高到850萬噸，其中，甘蔗糖廠由2家增加到373家，日加工甘蔗能力由1650噸提高到57.5萬噸，年產糖能力由1.98萬噸提高到700萬噸；甜菜糖廠由1家增加到85家，日加工甜菜能力由350噸提高到9.5萬噸，年產糖能力由0.42萬噸提高到150萬噸。1998年全國糖廠平均規模為日處理糖料1460噸。

    全國有糖業研究機構25個，設計院、所9家；全行業有制糖工業職工35萬人，從事糖業生產的農業人口約4000萬人；已經建成了包括糖業教學、科研、設計、設備制造、土建安裝的完整體系，可以自主進行糖業開發、建設，并先后援助第三世界國家興建了五十多座糖廠。

    除主產品食糖外，以甘蔗、甜菜加工后的副產品為原料的產品計有：紙、紙漿板年產70萬噸；食用、飼料酵母年產3萬噸；甜菜顆粒粕年產60萬噸；糖蜜酒精年產60萬噸。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吃”在國民消費總支出中約占50%。以食糖為原料和輔料的食品有56大類3000多個品種；目前全國年消費食糖量約800萬噸，人均年消費食糖約6.4公斤。

    在我國，甘蔗、甜菜是僅次于棉花、食用植物油料之后的大宗經濟作物，糖料種植區大多集中在周邊經濟不太發達的省、區，發展糖業生產對振興這些地區的經濟具有重要意義，糖業（包括工、農業）是國家重點扶持發展的產業。

   （一）、我國糖業的發展大體經歷了三個時期。

    1、1949年至1958年是我國糖業發展史上第一個興盛時期。

    這一時期恢復了建國前已停產的5座機械化制糖廠，新建了24座日處理糖料1000噸以上規模的大型機械化制糖廠，新增年產糖能力170萬噸。與此同時完成了對12萬噸土法制糖產糖能力（當時土糖產糖總能力為36萬噸）的機械化、半機械化改造。

    這一時期加速發展糖業的主要措施是：

  （1）、摸清資源底細，制定發展規劃，加強技術后方建設，為糖業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建國初期，原輕工業部設立了制糖工業勘測規劃處，負責糖業資源調研、廠址勘測、發展規劃；1954年、1956年分別在廣州、哈爾濱成立了甘蔗、甜菜制糖工業設計、安裝公司，在外國糖業專家的具體幫助下，從1957年開始，具備了自行設計甜菜、甘蔗大、中型糖廠的能力。與此同時，原輕工業部通過跨行業向廣州、哈爾濱重型機械廠投資，為制糖工業制造大型專用設備，并先后投資在黑龍江、內蒙古、廣東興建了一批制糖專業機械廠，實現了糖廠設計、設備制造、土建安裝立足于國內。

    1953年、1956年原輕工業部、食品工業部分別在廣州、哈爾濱設立了甘蔗、甜菜糖業研究室。相應在北方甜菜主產區建立了一批甜菜原種站、采種站；在海南建立了甘蔗雜交育種場，在甘蔗主產區建立了甘蔗育種研究機構；從1953年起相繼育成了我國自己的甜菜新品種；并進入了我國自育與引進甘蔗良種相結合的時期。

    針對建國初期糖業科技人員奇缺，熟練工人不多的情況，1951年，原輕工業部在南京大學、中山大學設立了制糖專業，為新中國培養了第一代制糖高級技術人才。此后，又相繼在七所大專院校設立了制糖專業，依靠大專院校舉辦了十多期在職干部短訓班，培養了大批班組長、車間主任以上具有一定理論基礎、又有實踐經驗的管理人員和熟練工人。

    截至1958年，我國已建立起自主開發、建設糖業的基礎，除承擔國內全部糖業建設項目外，從1958年到1983年25年間共援助第三世界國家建成糖廠48座。

    （2）、堅持高起點起步的糖業建設方針。

    對新建糖廠采取了高起點起步的建設方針，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從波蘭、民主德國、捷克等先進產糖國家引進了七整套各具特點的制糖工藝技術及裝備，先后于1955年至1958年建成了包頭、新中國、友誼、齊齊哈爾四座甜菜糖廠和廣州、江門、廣豐、貴縣四座甘蔗糖廠，使我國制糖工業工藝及技術裝備一躍進入了當時國際先進水平。其中，江門甘蔗糖廠（現江門甘蔗化工廠）是我國引進規模最大（日榨甘蔗3000噸）、并且綜合利用甘蔗發展制糖、造紙、酵母、酒精等產品的聯合企業。

    （3）、依靠科技進步，通過對糖業的改革、改造，提高效率與效益。

    甘蔗土法制糖是舊中國糖業生產的主體，建國初期土糖產量占全國食糖總產量的90%。1951年，原輕工業部提出：在土糖集中產區發展機械化制糖廠和對土糖寮實行前機后土改造的方針。1958年，原輕工業部、農業部、商業部聯合推廣了1470臺小型五輥壓榨機代替了三分之一（約12萬噸土糖產糖能力）牛拉石輥壓榨機，使每百公斤甘蔗平均多產土糖1～2公斤。在對土糖寮進行改造的同時，對機械化制糖廠也進行了革新、改造，重點是：實現甘蔗、甜菜、煤、石灰石、食糖等大宗物料裝卸、堆垛、搗運機械化，使一個日加工糖料千噸規模糖廠減少勞力200～400人；用先進的連續化、高效率制糖設備代替低效能、間歇的落后生產設備，節省了廠房面積，提高了能力，降低了消耗；采用中、高壓背壓汽輪發電機組和合理熱力分配使用方案，既發電、又供汽，充分回收利用余熱，逐步更新低壓、低效鍋爐，改造落后的熱力系統。

   （4）、綜合合理利用糖料，治理“三廢”。

    建國初期，蔗渣主要用于燃料；甜菜廢絲除附近農民拉走極少量供作飼料外，其余任其風干，甚至排放江河成為一害；糖蜜僅少量用于制酒。“一五”期間，開始用蔗渣造紙，糖蜜制酒精，但規模小、工藝落后，糖廠大多搞單一制糖生產，半年生產、半年閑。

    1958年7月，周恩來總理視察江門甘蔗糖廠和蔗渣紙漿廠時指出：“甘蔗用途很廣，應該大搞綜合利用”。提出把江門甘蔗糖廠改名為江門甘蔗化工廠并親筆題寫了廠名。周總理的指示揭開了我國糖廠開展綜合利用、多種經營的新篇章。利用蔗渣造紙、制紙板，利用糖蜜制酒精、酵母，利用甜菜廢絲制顆粒粕飼料以及以充分利用廢液、廢渣為內容的的“三廢”治理均取得了重要進展，糖廠綜合利用產品產值占到了總產值的18～20％。

    這一時期由于方向明確，措施得力，取得了多、快、好、省發展糖業的效果：建設一個大型甘蔗糖廠一般只需1～2年，投產后1～2年即可收回全部投資；建設一個大型甜菜糖廠一般也只需要2～3年，建成后2～3年即可收回全部投資。

    2、1959年至1977年糖業生產建設徘徊期。

    1959年至1977年，由于“三年困難”和“十年動亂”，全國食糖產量由1958跨1959年制糖期110.25萬噸下降到1961跨1962年制糖期31.19萬噸。1961年我國國民經濟貫徹了黨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1963年至1965年，糖料與食糖生產迅速恢復，困難時期停產的糖廠全部復產，一批新建與擴建糖廠也相繼投產，1965跨1966年制糖期，全國食糖產量達到155.4萬噸的歷史最好產糖水平。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由于左傾錯誤思想愈演愈烈，許多有利于發展糖業生產的經濟政策受到批判，嚴重挫傷了農民種植糖料的積極性，糖料與食糖生產十年徘徊，1975跨1976年制糖期，全國產糖161.33萬噸，比1966跨1967年制糖期僅增加了10萬噸。

    3、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糖業生產建設進入了歷史上最興盛的時期。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農村廣泛推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引下，黨中央、國務院為滿足市場食糖供應，扭轉長期依靠進口的局面，確定了“食糖要立足于國內”的方針，采取了一系列經濟政策，結束了糖業長期徘徊的局面，經過改革、調整、發展，實現了食糖自給，略有結余，滿足了人民的需求。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糖業的發展大體上經歷了兩個階段：即1979至1990年，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階段；1991年以后，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

    過渡階段的主要任務是通過改革，從政策上采取一系列措施解除對糖業經濟發展的束縛，創造條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主要解決四個方面的問題：

    1、解除糖農口糧不足對糖業發展的束縛。

    國務院決定從1980年開始在重點產糖省、區廣東、廣西、福建、云南、四川、黑龍江、吉林、內蒙古實行糧糖掛鉤，噸糖獎售噸糧的政策，確保糖料集中產區糖農口糧不低于鄰近產糧區的標準。

    2、解除主要農用生產資料供應不足對糖業生產的束縛。

    國家實行了糖獎化肥政策，每噸甘蔗由國家供應補貼化肥10公斤，每噸甜菜供應補貼化肥12.5公斤。此外在種子用肥和農用地膜供應等方面也給予了積極扶持。

    3、解除價格統得過死對糖業生產發展的束縛

    由于食糖價格自1963年國家定價以來，幾十年不變，而制糖生產的費用、成本逐年提高，企業由盈轉虧，嚴重影響了工、農業生產的積極性。為了穩定糖農生產的積極性，保證糖廠有充足的原料，各主產糖省、區在國家規定的原料收購價格之外，采取了價外補貼、利潤分成和獎售農用物資等辦法提高糖農的實際收入，調整糖料與其他農作物之間的合理比價關系。

    4、解除加工能力不足對糖業生產發展的束縛

    國家按照“改造擴大老廠、盡量少建新廠”的方針，加快了新增產糖能力的建設，年產糖能力由1979年285萬噸提高到了1989年570萬噸，使加工能力增長與糖料生產發展基本相適應。

    采取這些措施以后，1980跨1981年制糖期，1984跨1985年制糖期，1985跨1986年制糖期全國食糖產量先后跨過了300萬噸、400萬噸和500萬噸的水平，使全國食糖供應得到了極大的改善。此后，由于糖價20多年不變和進口糖多的制約，食糖生產徘徊不前。

1988年國家決定調整食糖出廠價格和調撥價格，1990跨1991年制糖期、1991跨1992年制糖期、全國食糖產量先后跨過了600萬噸、700 萬噸達到了791萬噸，實現了食糖基本自給。

（三）、 1991年至今跨進市場經濟后的我國糖業。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1991年國務院決定調整食糖經營管理有關政策，將食糖收購調撥計劃由指令性計劃改為指導性計劃，實行多渠道、少環節地經營食糖批發業務；食糖出廠價由國家定價改為國家指導價；食糖銷售實行敞開供應。從1991年開始，通過對食糖生產經營和管理體制的改革，實現了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

    為穩定與發展糖業生產，實現吃糖立足于國內，國家和主產糖地區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1、通過推進科技進步，在南方，重點在廣西、湛江、云南等地，開發旱坡地種甘蔗，使90％以上的蔗田由平原、河川地區轉移到了旱坡地；在北方，在新疆等地發展墾荒地種甜菜；解決了在耕地不足的條件下，種甘蔗、種甜菜與糧食爭地的矛盾。

    2、通過政府支持、地方投資，開發了廣西、云南、廣東湛江和新疆三省、區，一個市的新的糖料生產基地，實現集中連片種植，適度規模、集約經營，使 四個基地產糖量占全國產糖總量的60％以上，成為穩定全國食糖生產供應的支柱力量。

    3、通過采用新技術，改造老糖廠，擴大糖廠平均規模30％，新增年產糖能力280萬噸，使全國年產糖總能力達到了850萬噸。

    4、按照合理的比價關系，先后三次調整了糖價與糖料的收購價格。

    這些措施的實施，實現了1991跨1992年制糖期產糖791 萬噸，1997跨1998年制糖期產糖811 萬噸，1998跨1999年制糖期產糖882.6萬噸，做到了國產糖自給有余，并且有少量出口。

    糖業涉及到工、農、商、貿（外貿）等多個部門，相互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為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行業管理的要求，1992年10月成立了中國糖業協會，使制糖行業管理由部門管理轉變為行業管理，加強了行業內部企業間、地區間、部門間的協調與合作，發揮了協會橫向聯系和在企業與政府間的橋梁作用。

                   三、經驗教訓

    （一）1959年至1977年，“三年困難”、“十年動亂”期間，由于錯誤思想路線的干擾，建國初期十年和1961年以后調整時期制訂的許多有利于發展糖料生產的經濟政策被當作“資本主義”、“物質刺激”受到批判，嚴重挫傷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全國農業和糖料生產停滯不前，制糖工業建設被迫壓縮，為解決糖料供應不足和糖、糧爭地的矛盾，1958年、1959年、1977年三次試圖用在甜菜產區分散大辦甜菜土糖廠、小糖廠的辦法來加快糖業發展，結果事與愿違，由于這些小廠技術不過關，生產管理落后，消耗大、成本高、虧損嚴重，先后垮臺倒閉，這是我國糖業發展史上一次嚴重的教訓。

    （二）在糖業由計劃經濟向市場轉換的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新問題，取得了不少經驗教訓。

    1、1990年以前，我國食糖生產與銷售實施的是計劃經濟，糖廠生產的糖全部由國有商業統購包銷；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1991年國家決定放開食糖銷售，實施“多渠道、少環節”經營，食糖市場放開以后，食糖季節性生產、常年銷售的任務由商業轉給了工業；商業在不承擔統購包銷和季產年銷短期儲備任務以后，為加速資金周轉，從本身經營利益考慮，當年壓縮庫存糖200多萬噸，使1991跨1992年榨季制糖期投放市場食糖總量達到1000萬噸，大大超過了同期市場需求量700多萬噸的水平，因而出現了糖廠賣糖難，糖價暴跌，糖料收購價隨之下降，企業嚴重虧損等一系列問題，由此引發了1992跨1993年制糖期、1993跨1994年制糖期、1994跨1995年制糖期連續三個制糖期糖料與食糖生產下降。對此，國家采取了放寬出口，適當調高糖價和糖料收購價，對糖廠所需糖料收購資金和工業季產年銷短期儲存食糖所需資金給予積極支持等措施，加上市場食糖供求關系由供大于求轉為供應偏緊，糖價回升，糖業生產受到鼓舞，從1995年起，扭轉了糖料生產下滑的局面，出現糖料與食糖生產回升的形勢。

    2、在食糖供應偏緊，糖價回升的情況下，1994年下半年、1995年，一些不法分子以來料、進料加工為借口，大量走私進口食糖，憑借走私逃稅價低的優勢在國內壓價競銷，使我國糖業再次受到致命打擊。據海關統計，1994、1995兩年，全國以來料、進料加工名義進口糖313.3萬噸，其中未加工復出口的糖達210萬噸。對于走私糖、非法進口糖的問題，國家采取了嚴厲打擊、綜合治理的措施，收到了成效，到1998年，走私糖、非法進口糖已基本被堵住。

    3、對于吃糖是否要立足于國內，在相當一段時間，由于各個部門從不同角度，不同的利益考慮，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所以相當長一段時間，屢屢發生進口糖沖擊國內糖業生產的問題，這也是我國糖業在發展過程中屢屢受挫的主要原因之一。隨著糖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特別是在振興我國周邊不發達省、區經濟中重要地位的日益顯露，“吃糖應立足于國內”、“完全有條件立足于國內”在我國已經獲得絕大多數人的共識。

    4、1997跨1998年制糖期，全國糖料大豐收，食糖產量達到811萬噸，產量略微超過了市場需求，這是在沒有進口糖干擾的情況下首次出現的國內市場供略大于求的情況，由于對這一豐收情況始料不及，事先措施力度不夠，一些企業怕糖壓在自己手里，加上資金嚴重短缺的壓力，競相壓價銷售，引發了一場價格大戰，糖價暴跌，使全行業90％以上的企業虧損，虧損額高達數十億元。對此，國家從三個方面采取了措施：

    ??加強總量控制，限產、促銷。適當控制糖料與食糖生產；控制進口，鼓勵出口；限產、限用糖精等化學合成甜味劑促進食糖銷售。

    ??加強季節性平衡的調控。加大對工業季產年銷臨時儲存食糖和主產糖地區食糖短期儲備的資金支持。

    ??加強行業內部價格自律，將食糖生產、銷售、經營納入法制化、規范化的軌道。

    相信隨著這些措施的實施。我國糖業生產流通將會出現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局面。

    在我國糖業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后，迫切需要一個公平的、法制化的市場環境。

    從國內講，要進一步完善市場的法制建設，堅持制止過分投機的行為，嚴厲打擊走私，保護市場的公平競爭環境。從國際講，也要嚴格按照我國和國際法規和慣例，有序地開展食糖進出口貿易和加工貿易，制止以走私等非法手段向我國市場傾銷食糖，將國際間糖業合作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權、互通有無、互惠互利的基礎之上。

世界人均年消費食糖為20公斤，高的達到30～40公斤，我國僅6公斤多一點，屬世界食糖消費水平最低的國家行列，由于我國人民的飲食習慣與西方國家不同，沒有必要盲目追求西方食糖消費的高水平，但鑒于我國廣大農村目前食糖消費水平還相當低，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食糖消費總量還會在現有800萬噸左右的基礎上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一、中國糖業協會成立的歷史背景。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1991年國務院決定調整食糖經營管理有關政策，將食糖收購調撥計劃由指令性計劃改為指導性計劃，實行多渠道、少環節地經營食糖批發業務；食糖出廠價由國家定價改為國家指導價；食糖銷售實行敞開供應。

通過1991年食糖生產經營和管理體制的改革，實現了我國糖業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

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必須改變計劃經濟時期，糖業由工、農、商、貿，條塊分割的管理體制為行業管理。

中國糖業協會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產生的。

二、中國糖業協會創建的過程。

按照原輕工業部機構改革方案，經輕工業部食品局申報，部長辦公會議同意；1989年2月組成中國糖業協會籌備組，進行章程起草和組建，經廣泛征求意見，76.7%的制糖企業和95%的糖業公司、設計、科研、大專院校同意組建中國糖業協會并參加協會。

在充分準備的基礎上，1992年3月28日，原輕工業部批復同意成立中國糖業協會。

同年4月6日向民政部報送了“關于申請成立中國糖業協會的報告”及相關材料。

1992年6月22日，民政部批復認為“中國糖業協會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團體登記有關規定準予注冊登記”，“中國糖業協會”社會團體法人資格確立。

1992年10月8日，中國糖業協會在北京召開成立大會。

三、中國糖業協會服務的宗旨與奮斗目標。

協會自成立之日起，就明確了服務的宗旨與奮斗目標：對內，了解企業困難，急企業之所急，維護企業的合法權益，傳遞行業信息；對上，貫徹政府的政策、法令、指示，反映企業的情況與要求，向政府提出解決問題的意見、建議，協助政府科學決策，加強宏觀指導和行業管理，全心全意為行業服務、為企業服務。

四、中國糖業協會成立后面臨的五大課題。

（一）、市場食糖供求總量失衡。

1、1991年，國務院改革食糖經營管理體制，改變食糖由國有企業統購包銷為工業自銷，實行多渠道、少環節的經營食糖批發業務后，食糖季產年銷的任務由商業轉給了工業，商業不承擔季產年銷任務以后，為加速資金周轉，在不到兩年時間內，壓縮多年進口結余糖和正常周轉庫存糖200多萬噸，加上當年制糖期（1991跨1992年制糖期）所產的糖791萬噸，投放市場食糖總量達到1000萬噸，遠遠超過了當時社會年需求量720萬噸的水平，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市場食糖嚴重供過于求、賣糖難、糖價暴跌，全國制糖工業企業虧損26.4億元，并導致往后三個制糖期糖料與食糖生產連續大滑坡。

2、1994年、1995年，由于以加工貿易名義進口沒有加工復出口的走私糖大量涌入國內市場，留銷國內食糖總量高達264.3萬噸，造成市場供大于求約100萬噸，糖價再次暴跌，1996年全國制糖工業企業虧損22.1億元。

3、1997年，仍然是因為進口糖多，國家儲備糖庫超儲；輪庫糖、受潮糖不時大量出庫沖擊市場，使糖價長期低于平均生產成本，扭虧解困出現嚴重困難。

4、1998年、1999年，一些食糖產區盲目擴大糖料種植面積，食糖産量過快增長，市場再次出現食糖供大于求，糖價下跌，企業虧損面擴大。

5、1999年冬南方甘蔗產區遭遇嚴重霜凍災害，1999跨2000年制糖期、2000跨2001年制糖期連續大減產，糖價較大幅度回升；受價格刺激，各地再次擴大糖料種植面積，食糖又一次快速增長，每噸一級白砂糖市場價格由最高4150元下降到最低2325元，落差44%。

（二）、國內食糖市場平衡調節機制尚未形成。

建國以來，相當長一段時期，我國食糖供應一直處于短缺狀態，長期依賴進口食糖補差調節供求平衡，對組織食糖進口與儲備糖，有一定經驗；1991跨1992年制糖期以來，國內食糖生產實現了基本自給、略有結余，大量進口糖不得不進入國家儲備糖庫，使國家儲備的進口糖經常處于過飽和狀態，在國內食糖生產一旦供過于求時，就手忙腳亂、應對無策；此外，由于食糖是季產年銷產品，季節性收儲，淡、旺季吞吐調節的機制迄今尚未形成。

（三）、生產、流通資金極度短缺。

食糖屬季產年銷產品，糖料加工高度集中在3~4個月，生產期全國每天約生產糖7~8萬噸，而每天的消費糖量僅有約3萬噸，每天有4萬噸糖要儲存起來，留待停榨以后再銷售，這部分糖款的回籠周期約3~6個月；因此、糖廠開機時的起動資金和季產年銷短期儲存糖周轉資金，必須通過短期貸款解決。

1991年食糖經營管理體制改變后，食糖季產年銷的任務由商業轉到了工業，但相應的臨時儲存食糖周轉資金貸款規模則沒有一并從商業轉到工業。

制糖工業企業在沒有臨時儲存糖周轉資金的情況下，接下了季產年銷任務；因而開榨以后就要出現由于沒有資金付糖料款而被迫向農民打白條、競價賣糖的問題。

（四）、食糖消費量增長不快。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糖料與食糖生產發展較快，但食糖消費增長緩慢，其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糖精等化學合成甜味劑產量與消費量迅速增加擠占了很大一片食糖消費市場；二是違反科學的“吃糖有害”宣傳與廣告，影響了消費者對食糖的正常消費。

（五）、制糖行業內部體制性、結構性矛盾突出。

1、重復建設嚴重，產業結構不合理。

在條塊分割的管理體制下，一個縣、一個鎮，只要種上了糖料，就千方百計上糖廠、上綜合利用項目，安排待業人員，以致造成了同一地區重復建設，糖廠規模小、水平低、冗員多，副產品利用分散、污染嚴重，效益低下。

2、企業負債上馬，包袱沉重。

許多糖廠新建項目都是地方自行上馬，沒有建設資金就占用銀行貸款、擠占流動資金，國家資本金投入很少或沒有，糖廠剛投產就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包袱，財務負擔嚴重，生產成本居高不下；據1997年統計，當年、全制糖行業平均資產負債率為87.84%，高于80%的占46%，高于120%的占14%，最高的達到了219%。

3、冗員多，負擔大。

主要表現為，機構臃腫、所在地政府硬性向企業攤派安置人員；老企業退休人員多；企業辦社會規模大、用人多。

4、糖廠建設與發展和市場需求脫節。

地方辦糖廠的目的主要是，安排人員，扶貧開發，發展當地經濟，增加地方財稅收入，對當地糖廠與全國總量平衡的關系和市場需求的變化，很少考慮。

5、糖料價格與食糖市場價格背離。

主要反映為，較長時期糖料收購沿用了計劃經濟時期的固定收購價，而食糖價格則實行市場價，沒有掛鉤聯動，工、農間未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機制。

6、行業自律機制沒有形成。

在行業內部存在著，我行我素，各自為戰，散亂經營，無序競爭等問題，缺乏管理協調和自我約束機制。

五、協會成立以來進行的主要工作。

在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導下，中國糖業協會成立以來協助政府做了以下工作：

（一）、協助政府做好食赯市場總量平衡工作。

1、控制食糖進口。

計劃經濟時期，食糖生產、銷售、進口由輕工、商業、外貿三個部門分管，國產糖、進口糖全部由國有商業統購包銷；由于國產糖產不足銷，國家對進口糖實行了優惠政策，進口糖關稅一再減免，由1988年30%，1989年減為15%，1997年進一步減為12%；與此同時，自1963年以來，國產糖出廠價連續26年維持低價位不變，政策的差異，鼓勵了食糖進口，遏制了國內糖業的生產；加上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和1966~1975年“十年動亂”，嚴重影響了糖業的正常生產；國內市場進口糖量愈來愈多，三分之一以上的國內食糖市場被進口糖擠占；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我國平均每年進口糖63.62萬噸，七十年代平均每年進口糖為80.92萬噸，“六五”（1981~1985）期間平均每年進口秒糖增加到173萬噸，“七五”期間進一步增加到180萬噸；1982年、1988年、和1995年分別達到218萬噸、380萬噸和247萬噸（1995年含走私進口因素）；從1949~1990年，全國累計進口食糖3000萬噸，用匯70多億美元。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引下，黨中央、國務院為滿足市場食糖供應，扭轉長期依賴進口的局面，確定了“吃糖要立足于國內”的方針，實施了國家收購糖獎售糧、獎售化肥等一系列扶持政策，1987年進一步調整了糖、糧比價關系，農民生產積極性提高，食糖大幅度增產，1991跨1992年制糖期，產糖量達到791萬噸，實現了基本自給，略有結余（當時全國市場年需求量約為720萬噸）。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1991年國家改革食糖經營管理體制，改變國產糖由國有商業統購包銷為工業自銷，實行多渠道、少環節的經營食糖批發業務；國家進口糖和國家儲備糖繼續由國有商業代管，保留計劃經濟時期對進口糖減免關稅、提供貼息貸款、由國家負擔儲存期保管、損耗費用等一系列優惠政策；國產糖繼續按老規定，照章納稅、承擔全部貸款利息、費用，和企業辦社會的負擔。

這樣就使國產糖與進口糖，處在了政策待遇不均等的競爭地位。

國家儲備糖儲存的是進口糖，補充入庫的是進口糖，投放市場的還是進口糖。

在食糖市場中，進口糖與國產糖、商業與工業分成了兩大塊。

由于國家儲備與商業經營不分，代儲單位就是商業經營單位，優先考慮的主要是商業經營利益，這樣、很自然的對經營、銷售管理簡便、效益高的進口糖感興趣，而對收儲和銷售效益低下的國產糖缺乏積極性，久而久之、就自覺、不自覺的把國家儲備糖變成了與國產糖進行市場競銷的手段，使進口糖成為在國內市場與國產糖競爭的對手。

由于進口糖比國產糖在政策待遇上享有明顯的優勢，所以每逢國家儲備糖庫“處理潮糖”、“輪庫”、“清庫”和投放，都要產生“狼”嚇“羊”的效應，引起市場動蕩。

針對進口糖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和進口糖多造成的賣糖難、糖價暴跌、企業虧損嚴重的情況，中國糖業協會做了大量調查研究、情況反映工作，受到了國務院領導同志的重視。

1997年5月，國務院領導同志在中國糖業協會第五十四期食糖產銷情況簡報上批示：“嚴格控制進口和加工貿易，堅決打擊走私，穩定糖價和全國制糖工業”。

1997年7月國務院領導同志在一份報告上批示：“明年食糖供需平衡有余，要及早籌劃”；“除進口古巴糖外，限制進口，打擊走私，以作到供需基本平衡”。

2、加強國家儲備糖管理。

國家儲備糖管理和運行中出現的問題，引起了國務院領導同志的關注。

 1996年4月，國務院領導同志在中國糖業協會第四十一期“食糖產銷情況簡報”上批示：“目前這種國家儲備與商業經營不分，工業承擔季產年銷的食糖儲備問題確需認真解決。”

1997年4月3日，國務院領導同志在中國糖業協會有關《緊急情況反映》上批示：“由于非法進口糖（以加工貿易為名），我國制糖工業和蔗農受到嚴重打擊，至今尚未復元，此時內貿部門不宜清庫，事關宏觀調控，必須謹慎行事”。

1997年4月7日，國務院領導同志再次批示：“當前制糖工業企業和蔗農仍很困難，市場供大于求，糖價下降，因此內貿部不宜于近期拋售庫存”。

1997年7月10日，國家計委領導批示：“儲備糖應與商業周轉用庫存糖分開，動用權在國務院，沒有經過批準不得動用”。

遵照國務院領導同志的批示精神，經國務院同意決定將“國家儲備糖”與商業經營單位分開，由國家（發改委、商務部）直接管理。

至此，“國家儲備糖”的經營管理由商業代管轉為國家管理，由優先考慮部門利益回到考慮國家利益，納入了法制化、規范化的軌道，。

在國家的整合管理下，“國家儲備糖”的收儲（國內收貯）、投放，多安排在市場糖價下限和上限價位活動期，讓出了糖價平穩銷售期；既發揮了“國家儲備糖”宏觀調控的作用，又使產區企業能夠在平穩的市場環境下，均衡、順價銷售食糖。

在保障國內市場食糖供應方面，國家進一步明確：優先保證國產糖的銷售；供應不足時，先以儲備糖（國家與地方儲備）補缺；再不足時，方以進口糖補差的原則。

3、嚴厲打擊食糖走私違法活動。

1994年起，我國東南沿海地區一些單位，以加工貿易為名大量走私進口食糖，對我國糖業生產造成嚴重沖擊。

1995年5月中國糖業協會根據在西安召開的“全國食糖產銷工作會議”各產糖省、區的反映與要求，發出了“嚴厲打擊食糖走私犯罪活動，挽救我國糖業”的情況反映，受到了國務院領導同志的高度重視。

國務院領導同志在“反映”上批示，“組織力量，嚴厲打擊”。

遵照國務院領導同志批示精神，1995年6月中國糖業協會與海關總署調查局簽署了“關于合作打擊食糖走私違法活動的備忘錄”要求全行業提供食糖走私違法活動線索，并派人參加了多起食糖走私大案、要案的調查處理工作。

此外，向1995年7月在廣州召開的“全國部分地區打擊走私工作會議”提交了中國輕工總會起草的“關于發展食糖生產，加強糖業管理，打擊食糖走私的建議”。

經國務院同意，國家計委、中國輕工總會、國內貿易部、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中國人民銀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海關總署等七個部委于1996年6月聯合發出了“關于加強進口食糖管理，打擊食糖走私違法活動的通知”；通知下發實施后，對加強進口食糖管理，規范食糖加工貿易，遏制食糖走私犯罪活動起到了重要作用。協會的工作受到了國務院和海關總署領導的表揚。

1998年以后，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隨著全國打擊走私聯合行動和專項斗爭的開展，食糖走私違法活動基本被制止。

為加強對加工貿易的管理；2000年3月15日，外經貿部發出“關于加強加工貿易食糖進口審批管理有關事項的通知”，規定：加工貿易原糖進口由外經貿部會同國家輕工業局批準。中國糖業協會配合外經貿部、國家輕工業局加強了對食糖加工貿易的管理，杜絕利用加工貿易渠道走私食糖。

4、適當控制糖料與食糖生產。

1998年以來，由于糖料與食糖生產的增長速度超過了消費量的增長。

1999年1月，國務院領導同志批示：要通過及時發布食糖信息和指導價格，適當控制糖料與食糖生產；嚴格控制食糖進口，打擊食糖走私。

1999年11月，國務院領導同志批示：“目前食糖總量嚴重供過于求，食糖價格持續走低，要繼續調減糖料種植面積，淘汰質量和效益低的落后生產能力”。

1999年冬，南方甘蔗遭受罕見霜凍災害，食糖大幅度減產，糖價大幅度回升、

2000年4月，國務院領導批示：千萬不要一窩蜂擴大糖料種植面積。

國家輕工局領導要求：堅決貫徹國務院指示精神，控制產量，調整結構；要顧全大局，不要只顧局部、暫時利益影響全局部署。

根據國務院領導指示精神和國家計委、國家輕工業局的要求，中國糖業協會及時進行了傳達、協調，分片、分省區召開制糖企業座談會進行落實，一些省區按照市場需求制訂了調減糖料種植面積的計劃，同時壓縮不良生產能力；為了控制產量，中國糖業協會協助國家經貿委于2000年、2001年連續兩年下發了全國食糖總量控制在750萬噸的分省、區食糖產量控制指標。

為規范糖料收購秩序，建立糖料生產者與制糖企業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機制，促進糖料與食糖的產業化經營，中國糖業協會協助國家計委起草了糖料管理暫行辦法，于2002年6月28日由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農業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以第23號令發布實施。

（二）、安排工業季產年銷短期儲備糖，解決糖廠生產流通資金供應。

1、安排制糖工業企業季產年銷臨時儲存糖資金供應。

計劃經濟時期，食糖由國有商業統購包銷，商業在所有糖廠均設有駐廠員，在成品包裝車間點包入庫，當天結賬，糖廠不存在資金短缺問題。

食糖改由工業自銷后，商業臨時儲存糖的貸款規模沒有相應轉給工業；工業在沒有資金（貸款）的情況下，接下了季產年銷臨時儲存糖的任務，由于沒錢付甘蔗（甜菜）款，被迫向農民打白條。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中國糖業協會通過“簡報”多次進行反映，中國輕工總會兩次向國務院報告請示。

1996年4月，國務院領導同志在中國糖業協會第四十一期“食糖產銷情況簡報”上批示：“工業承擔季產年銷的庫存儲備問題確需認真解決”。

1996年6月7日，國務院領導再次在一份有關請示報告上批示：“同意安排銀行貸款增加食糖工業企業臨時儲備，利息、費用由食糖工業企業負擔”。

遵照國務院領導批示精神，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中國輕工總會、國家輕工業局、中國人民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從1996年起逐年安排每個制糖期的制糖工業企業短期儲備食糖資金，資金供應量隨產量逐年遞增。

為不斷改進工業儲備糖工作，中國糖業協會每年召開會議，檢查計劃落實情況，交流儲備工作經驗。

經過近十年的努力改進，工業儲備糖的資金供應改善，各用款企業在銀行樹立了良好的信譽。

2、增加主產區地方食糖儲備。

為增強主產糖地區對糖料與食糖生產豐、欠的平衡調控能力，根據主產區要求和國家輕工業局、中國糖業協會意見，經國家計委協調，國務院領導同志同意，1999年4月，國家計委、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聯合發出通知，安排廣西、廣東、云南三省區在1998跨1999年榨季收購食糖50萬噸，作為地方儲備，期限一年以上，從而為主產區地方食糖儲備工作奠定了基礎。

3、滿足糖廠糖料收購資金供應。

1991年食糖產銷體制改革以后，由于食糖不能很快銷售，糖款不能馬上回籠，糖料款無法及時支付，為從政策上保證糖料收購資金供應，防止向農民打白條，中國輕工總會、中國糖業協會和一些食糖主產區多次向國務院反映情況和意見，受到國務院領導同志的重視。

1995年11月國務院領導同志在廣西視察工作時指示，“請農業開發銀行研究將甘蔗收購資金像糧、棉一樣列入農業開發銀行貸款規模里面、給予保證”。

1996年1月國務院領導同志在聽取中國輕工總會匯報時指示：“關于糖料收購資金問題，再研究一下，看能否納入到糧棉油收購資金范圍”。

遵照國務院領導同志的指示精神，國家經貿委于1996年1月召開專門會議聽取中國糖業協會匯報，并和中國輕工總會、中國人民銀行與相關商業銀行共同進行研究；經報請國務院領導同志同意，國家經貿委于1996年2月發出“關于落實制糖行業收物資金的通知”。

1997年9月6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計委關于進一步調整食糖生產和流通有關政策的意見”，要求中國人民銀行和有關國有商業銀行要根據糖料收購進度，積極落實收購資金，確保收購資金及時足額到位。

中國人民銀行表示，向糖料收購資金列為優先保證供應對象，確保不向農民打白條。

此后，中國糖業協會每年向國家計委，中國人民銀行及各專業銀行報送各地糖料收購資金需求計劃；形成了穩定的資金供應渠道。

（三）、應用價格杠桿調控生產，加強行業內部價格自律。

1、調控價格，穩定糖業生產。

1992~1994年，全國糖料生產連續三年大滑坡，1995年8月，中國糖業協會協助國家計委價格司、中國輕工總會，在北京召開“食糖價格座談會”，在廣泛聽取各方意見的基礎上，綜合考慮農民能夠接受、多數糖廠能過得去、消費者能夠承受、商業有經營積極性，保證國家、地方財稅收入，考慮國產糖與進口糖（均含稅、費）之間價格平衡關系等各種因素，提出了調整糖價的意見，由國家計委下發了1995跨1996年制糖期“關于調整食糖價格的通知”，同時相應調整了糖料收購價格，保護了工農業生產，調動了農民種植糖料的積極性，扭轉了糖料與食糖生產滑坡的局面。

2、加強價格協調與行業自律。

協會成立以來，每年均召開全國食糖產銷協調會，重要內容之一是加強省、區間食糖價格協調，依照國家指導意見，加強行業內部價格協調與自律：此外，還按需要不定期召開重點產區銷售協調會，及時解決地區間、企業間迫于資金壓力，相互競價銷售的問題，平穩了糖價，維護了生產的穩定。

1998年，食糖供過于求，不少地方暴發“價格大戰”，中國糖業協會按照國家經貿委、國家輕工業局的要求，召開了“制糖行業價格自律工作會議”，制訂了行規、行約，協助政府開展了價格執法檢查，抑制了價格戰的蔓延，防止了糖價急劇下滑，維護了市場秩序，增強了執法意識。

（四）改革生產流通協調機制。

針對糖業產，銷，進出口分離，在市場經濟中暴露出的問題。

國務院領導同志在一份關于我國食糖市場問題的報告上批示：“在弄清情況的基礎上，提出改革我國食糖產銷體制的意見”。

為此，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國務院研究室，分別組織調研，中國糖業協會參加并提供相關材料。

1997年9月6日，國務院辦公廳同意并轉發了國家計委“關于進一步調整食糖生產和流通有關政策的意見”成立了由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牽頭，有關部、局、會，海關、銀行參加的食糖產銷（部際）協調小組，負責及時協調食糖生產流通有關重大政策問題，這一機制一直延續了下來；糖業改革發展中一些重大問題得到了及時處理。

（五）、調整糖業結構，改革糖業管理。

為落實黨的 “十五大”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部署和國務院領導同志關于“甜菜糖業究竟應采取什么行業政策應有通盤考慮，單靠銀行解困不是辦法”。的指示精神，大力推進國有制糖工業企業改革，中國糖業協會于1998年6月在北京召開“全國制糖工業企業深化改革座談會”，總結交流經驗，以制糖工業企業為重點，全面推進糖業改革發展。

1、調整糖業結構。

2000年8月，國務院領導同志在一份《關于關閉“五小”、淘汰落后，壓縮過剩生產能力情況的報告》上批示： “經驗證明，對污染環境、破壞資源、質量低劣、不符合安全生產條件的企業，必須依法采取行政關閉的措施，不如此，這些企業不會自動退出市場。但是，壓縮、限制供過于求的長線產品生產的企業，只能采取經濟手段，通過市場淘汰迫其退出。所謂“經濟手段”主要是指銀行對那些成本高于市場價格、經營虧損的企業要停止貸款。地方財政更不能以補貼等手段來保護這些落后企業。當前，防止那些被淘汰企業死灰復燃的最好辦法，仍然是利用市場機制和價格杠桿。”

根據國務院領導指示精神，中國糖業協會協助國家經貿委和國家輕工業局，在充分調查研究聽取各地意見和綜合各地上報材料的基礎上，制訂了《全國糖業結構調整方案》；經國務院同意，國家經貿委、國家計委、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2000年8月印發《關于制糖行業結構調整部分企業關閉破產有關問題的請示》的通知。

通知指出，全國糖業連續四個榨季虧損，企業生產經營十分困難，行業陷入困境。主要原因是，前幾年地方小糖廠盲目發展，重復建設，結構不合理，企業規模偏小；糖精等化學合成甜味劑超量生產和使用，擠占食糖市場。

通知提出，要壓減落后生產能力，優化結構和合理布局；不宜種植糖料的一些地區分期分批退出制糖行業；對主產糖地區資產負債率高、虧損嚴重并且扭虧無望的糖廠實施關閉破產。

調整后，全國保留制糖工業企業389戶，產糖能力779.5萬噸，形成了南方以廣西、云南、廣東甘蔗糖為主，北方新疆、內蒙古、黑龍江甜菜糖適當發展的布局。

2001年11月，全國企業兼并破產和職工再就業工作領導小組下發了“關于抓緊組織實施制糖行業部分企業關閉破產的通知”要求有關省、區、直轄市，有關部門抓緊實施。

通過糖業結構調整，保留糖廠開工率提高，涌現出了一批以先進制糖企業為龍頭的大型企業集團，在加強科學管理、推進科技進步，提高經濟效益、保障市場供應，保護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方面發揮了主力軍作用。

2、發展規模糖業。

2001年國務院領導同志提出：“要把規模制糖搞上去”。根據這一指示精神，國家經貿委組織調研組赴廣西、云南等主要食糖產區進行調研，鼓勵優勢企業擴大規模，實現規模化、集團化經營。

其后、各地大型糖業集團有了較快發展。

以廣西為例，當時全區共110家糖廠，關停3家，待破產12家，剩余的95家通過優化重組，形成10個制糖工業集團，其中7個集團（含46家糖廠）很快開始運作。

通過結構調整、企業改制、生產要素重新優化組合，全國規模糖業迅速發展；集約化經營、專業化生產，科學管理水平大幅度提高。

全國產糖量的95%集中到了廣西、云南、廣東、海南、新疆五個優勢省、區；在五個省、區中，半數以上的產糖量又集中到了二十多家大型制糖工業集團。

3、改革企業管理。

通過企業改制、改造，實現了政企分離；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包括：建立有效的資產管理、監督和營運機制；成本約束、技術創新、民主監督、和科學決策機制；使企業與市場緊密結合，成為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經濟的競爭主體。

4、減員增效，實施再就業工程。

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通過創辦新興二、三產業，開發市場短缺產品，有計劃的組織職工下崗分流，分離企業辦社會的職能，通過職業培訓、實現再就業，并建立、健全職工生活社會保障制度，逐步解決了糖廠機構臃腫、冗員多，企業辦社會等問題。

5、加強企業領導班子建設，提高職工素質。

按國務院要求，組織企業領導班子培訓，提高政治、業務素質，組織企業領導班子培訓，提高政治、業務素質，健全對班子的監督、考核評價與獎罰。

逐步恢復重點產糖省、區人材培養、智力開發、科學研究機制，建立人材培養基地（含工、農業）；通過多種形式，多層次、多渠道培訓職工、開發智力，建立企業科技人員隊伍。

以專業科研為骨干、廠辦科研為橋梁，把科研與生產緊密結合起來，加速科研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把企業的人材優勢、科技優勢，轉化為管理優勢，生產技術優勢，經濟效益優勢。

認真落實國家鼓勵大專院校畢業生、工程技術人員、專家到西部地區工作的優惠政策。

（六）、限產、限銷糖精等化學合成甜味劑。

1、國家關于糖精限產，限銷、限用的規定。

1991年以來，國務院領導同志多次提出要限制生產、使用糖精等化學合成甜味劑，提倡適當多吃一點食糖。

1992年1月9日，原輕工業部舉行新聞發布會，明確提出要嚴格控制糖精等化學合成甜味劑的生產使用。

1992年5月9日，國務院原生產辦、國家計委聯合召開糖精等化學合成甜味劑限產座談會；7月聯合下發了“關于糖精等化學合成甜味劑限產、限用的通知”。

1992年原輕工業部向全國發出通知，限制生產和進口化學合成甜味劑。規定“內銷指標不得突破；不準再新建、擴建糖精生產車間；未經批準使用的化學合成甜味劑不準生產和使用；不準生產銷售復合甜味劑；限制一切化學合成甜味劑的進口。”

1993年4月13日，原化工部化工司將全國糖精限產10000噸、國內限銷6000噸的指標分解后，下達到16家糖精生產企業。規定：“內銷指標不得突破；不得以增加出口為名，增加產量擴大內銷；不得以任何借口新上或擴大糖精生產能力。”

1998年8月31日，國家經貿委發出“關于嚴格控制糖精生產能力、限制糖精產量和內銷量的通知”，規定從1998到2000年，糖精年生產總量控制在24000噸以內，其中內銷量控制在8000噸以內。

2、糖精超產，超銷、超用，嚴重沖擊糖業生產、危害社會安定與人民健康。

限產、限銷、限用糖精等化學合成甜味劑，是關系國家產業政策的大事。

由于對糖精的產、銷、使用，缺乏有效的監督管理與完善的法規，在暴利的驅使下，超量生產、內銷，和在食品行業中超限量、超范圍使用糖精的問題日益嚴重，達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

1、一些地方和企業，違反國家規定，任意擴大糖精生產能力，增加產量，擴大內銷。

糖精生產能力從1992年17000噸，增加到1998年47000噸；糖精產量由1991年13126噸提高到了1998年29175噸；內銷量由6000噸提高到了13220噸，超過國家限制內銷指標（當時為6000噸）7220噸，超計劃銷售的量約相當于325萬噸蔗糖的甜度。

2、在食品行業中超限量、超范圍使用糖精的問題日益嚴重。

1998年，全國年消費食糖量約800萬噸，其中，工業用糖約占一半即約為400萬噸；同期全國內銷糖精量為13220噸，除掉非食品工業用糖精約2000噸外，食品工業用糖精量約為11220噸，約相當于500萬噸蔗糖的甜度；數字說明，在全國食品加工業所用的甜味劑中糖精占了62.5%，其中尚不包括甜蜜素、阿斯巴甜等其他化學合成甜味劑。

國際上糖精等高倍甜味劑在食用甜味劑中所占的比重（均按甜度計）通常不超過5%。

3、超范圍、超限量使用糖精造成的危害。

（1）、嚴重侵犯了消費者的權益，損害了消費者的身體健康。

按1998年的市場價格，50元左右的糖精可以頂替3000元左右的蔗糖；在高額利潤的驅使下，一些生產經營者，以糖精冒充蔗糖獲取暴利的情況愈演愈烈；而幾乎所有添加糖精等化學合成甜味劑的食品，在外包裝或標簽上均未標明所添加糖精等化學合成甜味劑的名稱與含量；也就是說，廣大消費者在被蒙騙的情況下，吃了糖精還以為吃了蔗糖；侵犯了消費者的知情權，危害了消費者的身體健康。

（2）、嚴重沖擊糖業生產，給社會造成巨大經濟損失。

按照1998年城市和農村的消費水平，當時年產800多萬噸糖，在銷售方面本不應有問題；但由于超量、超范圍、超限量銷售和使用糖精，每年超過國家限銷指標多銷售了約7000噸糖精，相當于擠占了約300多萬噸食糖的消費市場；而減少300萬噸食糖的銷售，就要關閉125家日壓榨甘蔗2000噸規模的糖廠，使12.5萬制糖工業職工失去就業機會，1500萬農民的切身利益受到傷害；給產糖地區（許多是貧困地區）的經濟振興和社會安定造成了極大的困難。

4、限產糖精和減產糖的利弊、得失。

（1）、從結構調整的角度看，限產糖精要遠比減產糖難度小。

關停一間年產3000噸規模的糖精廠，約涉及到1000多位職工的安置和7000多萬元的產值，但可以騰出135萬噸左右的食糖消費市場；如果多銷售135萬噸食糖，就可以保留56間日壓榨甘蔗2000噸規模的糖廠，提供5.6萬個城鎮人口就業機會，使67萬農民因種植甘蔗增加收入，增加產值約40億元，稅利約4.3億元。

（2）、調減糖精生產涉及的地區范圍遠比調減蔗糖小。

（3）、調減糖精生產有利環境保護。

糖精屬于高污染化工行業，盲目發展，給產區城鎮空氣、水源特別是糖精企業職工帶來了嚴重污染。

5、國務院領導高度關懷糖精限產，限銷、限用。

1998年國務院領導同志批示：“為促進制糖行業走出困境，保護農民利益，提高人民群眾生活質量，要像紡織工業壓綻一樣，下決心關掉糖精廠”。

1999年9月24日，朱镕基同志在中國糖業協會《食糖產銷情況簡報》有關糖精限產，限銷、限用存在問題的情況反映上批示：“必須堅決關閉和限制向國內市場銷售的糖精廠，并妥為善后。一定要堅決、迅速、果斷，毫不留情。此事對食糖工業、農業和農民以及全國人民都大有好處。不惜付出代價也要辦成這件事。切切。”

溫家寶同志批示：“完全贊同镕基同志批示。”

李嵐清同志批示：“贊成镕基同志意見。食品包裝上應標明糖精及其它化學合成甜味的成份，以保護消費者的權益和健康。此事應有法規落實。”

遵照國務院領導的批示精神。1999年12月末，國家經貿委以特急件下發《關于下達2000年糖精生產及內銷計劃指標的緊急通知》；通知規定：2000年全國糖精生產總量限制在16000噸以內，其中內銷量限制在3000噸以內；同時確定關停9家糖精生產企業，保留5家糖精生產企業，從1999年12月31日起，關停的9家糖精生產企業停止糖精生產和對外簽訂糖精出口合同。

2000年5月26日，國家經貿委、財政部、外經貿部、衛生部、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海關總署聯合印發《關于加強糖精生產銷售使用管理的規定》的通知。通知規定：對超計劃生產、超計劃內銷糖精的企業，扣減其當年和下一年度的生產和內銷計劃，企業超計劃生產和超計劃內銷部分所實現的利稅，在年終辦理決算時全部上交中央財政，情節嚴重者將追究有關領導責任。屬于無照或超范圍生產、銷售糖精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法處理。對于超范圍、超限量使用糖精等合成甜味劑的企業，由工商行政管理、質量技術監督、衛生等有關行政管理部門依法處理。

其他合成甜味劑參照此規定執行。

6、治理有方，收到成效。

在國務院領導同志的關懷和中央有關委、部、局的精心組織安排下，糖精等化學合成甜味劑的限產，限銷、限用收到明顯成效。

自國務院領導1999年8月批示，要限產，限銷、限用糖精以來，實際內銷量由1999年14220噸下降到2001年以后4500噸以下；超計劃內銷量由1998年7220噸，逐年下降，2002、2003年分別為366噸和362噸。

需要注意的是，2004年超計劃內銷糖精量又有明顯上升趨勢，達到了1141噸。

7、多方設防、嚴防死灰復燃。

超限量使用糖精等化學合成甜味劑有暴利可圖，總是會有少數人鋌而走險。因此，限產，限銷、限用糖精等化學合成甜味劑，是一項長期的任務，不能絲毫松懈。

為將工作落到實處，中國糖業協會將協助政府做好以下工作：

1、完善國家相關法規，加強監督、嚴格執法。

2、采取經濟手段予以制約。

3、協助“糖精協作組”做好糖精行業內部工作。

（七）、積極宣傳適量吃糖有益人體健康。

為宣傳適量吃糖有益健康的科學道理，批駁吃糖有害論；1992年8月、2000年元月，中國糖業協會先后兩次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辦“食糖與健康研討會”，邀請國內十多位知名醫學科學、食品營養、生物化學等多方面專家就食糖與健康的關系進行論證，得出了適量吃糖有益健康的科學論斷。

為批駁一些報章、廣告中的吃糖有害論，中國糖業協會先后十次通過“食糖產銷情況簡報”在行業內部進行通報，并通過中國輕工報、中國食品報，糖業網站等新聞媒體進行科學宣傳，同時與一些相關報社總編進行協商，建議他們在涉及食糖與健康報導方面持科學嚴謹態度，切實把好關，把廣告與新聞分開。

（八）、“入世” 前后。

1、“入世”前的準備。

1997年4月15日，在中國輕工總會召開《輕工行業關稅調整工作會議》期間，中國糖業協會提出了應對“入世”，保持國內糖業生產穩定的，關于關稅與非關稅保護措施的具體建議。

其后，行業內的專家，多次在有關報章、雜志上發表有關“糖業‘入世’后的機遇、挑戰與對策”的文章。

2、“入世”的承諾。

2001年12月11日，我國參加了世界貿易組織，按照對外談判協議，中國“入世”后，關于“關稅配額進口食糖”的承諾是：

（1）、國營貿易比例：70%。

（2）、關稅配額：2000年160萬噸；2001年168萬噸；2002年176.4萬噸；2003年185.22萬噸；2004年194.5萬噸；實施期：由2002至2004年；配額內稅率：由20%降至15%，配額外稅率：由60.4%降至50%。

［注：關稅配額糖量，并不等于必需進口糖量，能不能進口，進口多少，主要取決于國內市場食糖的上限價位，如果國內市場糖價低于進口糖價（均含稅費），糖就進不來］

3“入世”后的機遇與挑戰。

中國是世界第三產糖大國、第二食糖消費大國，加入WTO既給糖業發展旣帶來了機遇，又提出了挑戰。

（1）機遇。

它有利于發揮中國糖業的優勢（諸如，承攬國際原糖精煉加工；協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糖業；境外投資辦廠和輸出我國糖業專利技術等），參與國際競爭；有利于改善中國的投資環境，引進糖業生產建設急需的資金；有利于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裝備和管理，提高中國糖業生產技術及管理水平；有利于推進中國糖業管理體制的改革和結構的調整；有利于促進中國食糖市場的法制化、規范化建設。

（2）、面臨的挑戰。

與先進產糖國家相比，中國糖業生產管理水平（含工、農業）還比較低，主要是，生產效率低、消耗大，成本高，國際競爭力較弱。

特別是，“入世”時，我國承諾的進口糖關稅稅率偏低、關稅準入量偏大，使我國無法享受到對待發展中國家的關稅與關稅配額措施（非關稅措施）的保護，很容易受到國際市場糖價異常波動的沖擊，并約束了我國國內市場糖價的上限價位。

4、入世后采取的對策措施。

    面對挑戰，國家在深化糖業改革，迎接對外開放方面采取了積極的對策措施：

（1）、調整糖業結構。

通過結構調整，淘汰了成本居高不下、扭虧無望的落后產區與企業，壓縮產糖能力約100萬噸。

（2）、調整企業組織結構。

通過發展規模糖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提高職工素質，推進科技進步，加速企業由數量擴張型向質量效益型、資源節約型、生態環保型的轉變，增強了企業的市場應變能力與國際競爭力。。

（3）、培育和發展現代流通業和信息業。

通過中心批發市場和市場電子信息網絡的建設，縮短了國內與國外，產區與銷區，廠家與商家的空間與時間距離，發揮了服務生產、促進流通、造福消費者的積極作用。

（4）、加強和改善宏觀管理。

-- 加強總量控制。

加強綜合平衡、全面整合，控制食糖產量過快的增長；調控食糖進口；限產、限用糖精等化學合成甜味劑，擴大食糖內需。

-- 完善國家儲備糖的調控服務職能。

完善國家儲備在國內食糖市場上、下限價位區投放、收儲的調控服務機制，發揮國家儲備保護生產、保障供給、保持糖價平穩的作用。

-- 為企業營造均等的國際貿易競爭環境。

通過雙邊、多邊國際貿易談判，按照世貿游戲規則，為我國食糖進出口爭取均等的國際競爭環境（主要在進、出口關稅方面求得平衡；并互相承認對方的市場經濟地位）。

-- 加強質量技術監督，制止不合格糖品的進口。

加強質量衛生監督，制止不合格糖品的進口，維護經營進口企業和消費者的權益，保持國內市場穩定，保障消費者的人身安全與健康。

-- 滿足企業對生產經營資金的需求。

在企業實行質押，資金安全有保障的前提下，充分滿足企業對生產經營所需資金的需求。

（5）、減輕企業負擔。

-- 通過改制和上市籌集資金、引進資金，解決大型制糖骨干企業（集團）負債率高，資本金不足，財務費用負擔重的問題。

-- 分離企業辦社會的職能。

-- 取消甘蔗特產稅，減免農業稅。

（6）加強行業協會為企業、為政府的雙向服務。

通過行業協會，認真貫徹國家有關發展糖業的政策、措施、指示，反映企業的呼聲與愿望，維護企業的正當權益；加強行業內部的協調與管理；發揮協會在企業與政府間的橋梁與紐帶作用。

5、趁勢前進。

在國家的指導與幫助下，“入世”短暫三年，我國糖業經受住了國際食糖市場瞬息多變的磨練，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與迅速的發展，大幅度提升了國際競爭力。

開放之余，我們必須勿忘自保；國際間的貿易從來都是以自利為先；我國“入世”并不意味著已經獲得了“世貿”游戲規則所闡述的全部權利；我們必須盡快掌握和應用“世貿”游戲規則，適時進行自我保護，維護自己正當的權益，必要時做出反擊（如反傾銷等），以免受到不平等對待的傷害。

面向國際、國內兩個市場，沿海與內陸的制糖企業要搞好分工，揚長避短，加強合作；沿海企業要發揮對外窗口與聚散地的作用，努力開拓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產品，進軍國際市場，引導國內消費新潮流；內陸企業要練好內功，提高職工素質，推進科技進步，加強科學管理，努力提高生產效率與效益，增加農民收入，加強糖料生產在農業生產中的比較效益與基礎地位，使我國糖業在國際競爭中始終保持穩健發展的勢頭。

（九）、加強國際糖業技術經濟交流與友好往來。

應美國、日本、英國、印尼、泰國、澳大利亞、古巴等國糖業界的邀請，中國糖業協會先后派人對這些國家的糖業政策、食糖市場、糖業管理及制糖生產技術進行了全面考察，參考國外做法，結合我國實際，研究我國糖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面臨問題的解決思路，研究我國“入世”以后面臨的機遇與對策。

在對外交流的方式上，不斷有創新、有發展。

1999年10組織了對歐盟糖業考察。

2000年6月，隨國家輕工業局考察團，赴英國、比利時考察歐盟糖業管理體制，研究借鑒歐盟經驗，理順我國糖業管理體制，提高效率與效益。考察后向國務院報告了情況，提出了改革我國糖業管理體制的建議。

2001年4月在北京組織中國食糖與甜味劑（國際）研討會

2002年起與歐盟糖業協會建立相互聯系會員關系；在信息、技術、管理、市場研究、食糖消費等方面開展合作。

2003年召開北京“WTO與中國糖業發展（國際）研討會”，聯合舉辦“中國湛江糖業發展研討會”。

六、妥善處理國內、國際兩個食糖市場的關系。

從我國的國情看，人多地少、不適宜成為世界食糖的凈輸出國；但從中國有13億人口，南、北方均具備產糖的優越條件考慮，解決吃糖問題也不能依賴進口；理想的解決吃糖問題的方案應該是：實現吃糖基本自給，少量通過進、出口平衡調節。

在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通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糖業進入市場經濟以來的結構調整、改革發展，和2001年末“入世”三年多來的競爭、磨練，我國糖業、特別是大型糖業集團的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食糖平均生產成本大幅度降低，進口糖價格與國內食糖平均生產成本（均含稅費）之間的上、下限價位差距拉大，大大增強了我們調控食糖進、出口的能力。

在國際間貿易相互平等（進、出口關稅均等）的條件下，我們已具備通過進、出口，調節國內食糖供求平衡，保護工農業生產、保障市場供應，保持糖價平穩的能力；與此同時，我們也會通過積極開展國際食糖貿易（含加工貿易），為促進國際食糖流通，調節國際食糖供求平衡，維護世界糖價平穩做出自己的貢獻。

相信，通過妥善處理兩個市場關系；進一步加強全面整合和總量平衡、季節性平衡；深化改革，加強行業管理，我國糖業一定能獲得持續、穩健地發展。

（連學智供稿）

2005年3月1日

注：  將中國糖業協會成立前后分為兩部份敘述比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