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某種特殊物質的研究來考察人類的文化交流，一直是學者們的最愛。

　　《蔗糖史》是季羨林一生研究文化交流史的壓軸之作，亦是傳世之書。很多人不理解一個大學者為什么要用兩卷30多萬字去為糖寫歷史。季先生開始注意到糖這個東西，是看到了一種現象，就是歐洲的語言中糖這個詞都來自一個共同的源頭，那就是古典梵文的薩卡拉，也就是說從語言學的角度看，歐洲的這些糖，或多或少與印度有關。因此經過考證可以得出今天歐洲人吃的甘蔗做的糖，其實是來自印度的。

　　季先生還發(fā)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在印度文中，糖被叫做“cini”。這個cini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國的”。這當然并不能證明印度人吃的糖是中國傳過去的。畢竟甘蔗并不是中國原產的，是外來的植物。中國人懂得用甘蔗做糖，也是從印度學來的。季先生通過文獻考證，唐太宗時曾派人向印度學一種做糖的方法。但是這個糖真正變成了今天我們所知道的這種白色的砂糖，卻是中國人在明朝末年的發(fā)現，即中國后來居上，變成了當時世界上技術最先進的制糖大國，并且出口到印度。印度又把來自中國的白色砂糖稱做cini。

　　小而言之，季先生用幾十萬字解釋了為什么在印度白砂糖叫cini，而英文卻叫做來自梵文的sugar；大而言之，季先生提示了一個真理，即我們今天隨隨便便吃的一個什么東西，我們的一些生活習慣，都不可能只是自己的，而是跟全球化有關的，前后都發(fā)生過文化的交流。

　　《甜與權力》是美國學者西敏司的人類學代表作，已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傳播至全世界。西敏司認為蔗糖是“第一個充斥著資本主義勞動生產力和消費之間相互關系的消費品”。大約在公元前8000年時，幾內亞的甘蔗就開始了第一次向世界傳播，傳播到了印度。印度制造出了糖并將這種技術傳到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人創(chuàng)立了地中海制糖業(yè)，而甘蔗的種植需要大量的灌溉水和勞動力、穩(wěn)定的氣候條件，但是阿拉伯人由于政治控制力的收縮，難以組織高效的灌溉和勞動力配置，加上戰(zhàn)爭、瘟疫所造成的人口衰減，地中海制糖業(yè)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阿拉伯人向西方的擴張使歐洲人認識了糖和制糖術，而哥倫布第二次遠航將甘蔗帶到了新大陸，西班牙是美洲甘蔗種植、制糖、奴隸勞作制度以及種植園的肇始者。糖的貿易跟世界歷史上不同國家的崛起是一致的，西班牙失去優(yōu)勢后，荷蘭、法國、英國紛紛建立了甘蔗種植園。英格蘭最初從地中海地區(qū)進口糖，后來從葡萄牙那里大量買糖，最后建立自己的甘蔗殖民地，這個過程恰恰彰顯了帝國的擴張態(tài)勢。當時世界貿易形成了兩個金三角，一個是不列顛的工業(yè)制成品被運往非洲，非洲的奴隸被運往美洲，美洲的熱帶商品特別是蔗糖被銷往宗主國及其重要鄰國；還有一個是新英格蘭將朗姆酒運到非洲，把奴隸運到美洲，再把糖蜜運回新英格蘭。

　　據統(tǒng)計，公元1100年左右，運到英國的糖數量依然有限。在其后的五個世紀它的增長是緩慢無序的。1650年時只有貴族嗜糖成癖，1800年前，糖成為每一個英格蘭人餐桌上的必需品。到1900年，蔗糖提供了英格蘭人1/5的熱量。糖從一種奢侈品變成大眾消費品的過程與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fā)展是一致的。西敏司的貢獻在于將糖與權力兩個字聯(lián)系在一起。最初，由于高昂的成本和龐大的蔗糖投入，精致的甜食是與社會地位有明確聯(lián)系的，它是權威、權力、特權的象征。隨著糖變得越來越豐富和廉價，糖逐漸失去了作為一種權力象征物的特質，而成為一種利潤之源。由于蔗糖的生產、海運、加工以及稅收都涉及巨額的金錢，獲得對蔗糖生產的主動權也就意味一個國家權勢的增加。

　　動物普遍對甘甜有著最強烈的愛好，而植物也靠著有糖分的果實來誘惑動物幫助其擴散種子，迄今為止還未發(fā)現有哪種群體是拒斥甜味的。人類對于糖的食用或許取決于人類普遍存在的對于甜味的某些癖性，但是這并不能否認不同的文化在賦予甜味吸引力或是重要性方面有著廣泛而豐富的發(fā)展。不同的文化如何對待甜味可能是一個有益的連接點，透過這個連接點可以考察人類行為中自然秉性與社會秉性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蔗糖史》與《甜與權力》加起來就是糖的全球史。